2,000億元——這個數字,再次刷新了台灣央行自2010年以來的繳庫紀錄。

根據央行送交立法院的預算報告,115年度(2026年度)預計繳交國庫2,000億4,602萬7,000元,連續三年突破2,000億元大關,創下自2010年以來的新高水準,僅次於2010年約2,107億元的歷史紀錄。這也是楊金龍總裁2018年上任以來的最高預算繳庫數。若以近年決算及預算數粗略估算,楊金龍任內累計繳庫金額可能已達兆元規模。

表面上,這是一筆令人稱羨的「國家紅利」。然而,當預算數字公布後,PTT與Dcard卻掀起熱議。問題的核心不在數字本身,而在於這筆錢背後的結構性矛盾。

盈餘從哪裡來?外匯存底與利差的雙面刃

「央行比台積電還會賺錢,但為什麼我們的房價降不下來?」這句話精準點出了網友最大的不滿。

央行的盈餘主要來自將超過6,000億美元的外匯存底,投資於國際債券等金融商品所賺取的孳息。當全球利率維持高檔時,央行的外幣資產收益自然水漲船高。聽起來很美好,但細看之下,卻藏著一個難解的矛盾。

部分網友與評論者質疑,預算中列出高額繳庫數,可能形成央行實務上的壓力,使其在升息時更顧慮利息支出與盈餘表現。因為一旦大幅升息,央行發行定期存單(NCD)吸收市場游資的利息支出就會暴增,盈餘立刻被吃掉。這也成為外界質疑台灣升息幅度總是「牛步化」、遠遠落後歐美國家激進步調的原因之一。

不過央行總裁楊金龍多次強調,盈餘繳庫並非央行經營目標,亦未承認有刻意壓低利率以求盈餘的情況,相關因果關係目前仍屬爭議性解讀。

低利率環境下,資金湧向何處?

長期的低利率環境,讓資金找不到出路,最終湧向了房地產市場。房版網友的批評直指核心:不少民眾認為,在房價與物價居高不下的背景下,央行既維持相對溫和的升息步調,又年年繳出高額盈餘,讓人質疑貨幣政策是否被「金雞母」角色所綁架。

批評者認為,央行長期有「阻升不阻貶」的傾向,實際上有利出口產業,並在新台幣走弱時推升外匯資產的台幣計價收益,因此質疑央行在政策上可能兼顧「匯率壓抑+盈餘好看」;央行則一再否認刻意壓低匯率,強調只是維持市場穩定。部分學者更以「通膨稅」來形容匯率與物價變動對實質所得的侵蝕,但這屬評論性用語。

有國內媒體與評論者引用國外研究與觀點,批評台灣長期依賴低匯率與出口導向策略,甚至以「台灣病」形容這種結構性問題,認為亮眼的貿易表現可能建立在犧牲多數國民實質購買力的基礎上。

央行的雙重角色:政策守門人,還是財政提款機?

面對外界質疑,楊金龍總裁強調:「盈餘繳庫並非央行經營的目標」,並捍衛20多年來央行都達成了政策目標。

然而,有學者與評論指出,央行既是台灣貨幣政策的守門人,同時也是政府財政穩定的「提款機」。央行帳面盈餘或虧損,都只能是為達成政策目標、執行貨幣政策的「副產品」,而非經營目的本身。上述觀點見於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等政策評論平台。

對比國際情況,有研究與評論指出,多數先進國家央行盈餘繳庫占政府總收入比例大約不到1%,約在0.4%左右;相較之下,台灣近十多年來這項比例長期處於約6%至10%的高檔水準。惟這些數據主要來自學術與政策研究的整理,並非由單一官方機構公布的統一統計。當歐美央行為了對抗通膨不惜虧損時,台灣央行卻必須在「政策獨立性」與「繳庫表現」之間拉鋸。

誰該為高房價負責?一個沒有簡單答案的問題

這場辯論沒有簡單的答案。央行的超額繳庫確實為國庫注入活水,在台電等國營事業虧損之際,減輕了政府加稅或舉債的壓力。但不少網友與評論者質疑,當「金雞母」的角色壓倒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時,代價可能就是全民承受的通膨壓力與資產價格膨脹。

當然,從專業角度看,高房價與通膨成因相當複雜,涉及土地政策、供需結構、稅制、投資與投機行為等多重因素,不能單純歸因於央行盈餘繳庫。但央行政策與房市、物價之間的連動關係,確實值得持續關注與討論。

網友的怒火或許誇張,但問題的本質值得正視:一個國家的央行,究竟該為誰服務?當我們看到2,000億元的數字時,或許該問的不只是「賺了多少」,而是「誰付出了代價」。

參考來源:

  • 經濟日報:央行規劃今年度繳庫逾2000億續寫2010年以來新高
  • 聯合報/經濟日報系列報導
  • 商業週刊:央行暴賺2千億的代價
  •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政策評論
  • 鉅亨網:央行今年繳庫預計連三年突破2000億元